书名: 与时俱进的启蒙/一个很难用学科来界定的学者徐贲教师最新著作；启蒙是一项与时俱进的未竟的事业。

作者: 徐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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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 3月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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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中文

法国启蒙与革命研究的一种富有争议的问题是，启蒙思想，尤其是启蒙的政治观念，是否造成了旧制度的崩溃？法国启蒙哲人——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霍尔巴赫，是他们播下了法国革命的火种吗？后世之人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启蒙哲人的毁誉和对启蒙运动的历史评价。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相继发生，人们很容易因时间的先后而在这二者之间构建一种因果关系，开始只是逻辑推测，然后便成为历史事实。到启蒙中或者只是到法国启蒙中去寻找法国革命恶果的原因，这样的做法从埃德蒙·柏克抨击法国大革命就已经开始了，他诟病启蒙哲人将自由抽象化为孤立的形而上学的理性观念，消弭了个人价值抉择和传统所蕴含的经验智慧。柏克的保守主义近年来引起不少中国学人的兴趣，也成为他们因推崇英国政治经验而几乎完全否定法国革命的依据，这种对法国革命的否定又本质化为对革命本身的否定，成为1990年代初“告别革命”的后续。

法国启蒙应该为法国革命背负恶名，这在许多人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1794年，当法国革命的恐怖刚刚平息，康德的学生约翰·海因里希·海涅（Johann Heinrich Hirsch）就断言：“异端、自由思想、雅各宾主义、拒绝不管多么受尊敬的权威，这些统统被称为启蒙。今天，启蒙就是背叛。”文学批评家泰勒（Hippolyte Taine）甚至将法国启蒙比喻为“毒药”，“如果我们看见人，除了体格有点弱之外，看上去还很健康，又没有什么坏习惯。他喝了一剂显然是新发明的药，突然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四肢抽搐”，不用多说就知道是中了毒。那个还算健康的体弱之人便是18世纪的法国，而那毒药就是启蒙哲学。[1]

然而，越来越多的18世纪法国史和思想史研究揭示，法国启蒙哲人并不是旧制度的敌人，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是暧昧而非敌对的。正如历史学家丹·艾德斯坦（Dan Edelstein）所说：“我们所说的法国启蒙，这场思想、社会和文化的运动，如果没有‘启蒙’作家与大臣、贵族、甚至国王情妇……之间的紧密同盟，是不可能的。”当然，国王的政府官员并不都青睐启蒙作家的著作，启蒙哲人也并不总是能逃避书籍违禁带来的麻烦甚至牢狱之灾，“但他们仍然受到来自法国国家最高层的保护”。[2]要了解18世纪法国哲人那里的政治观念，就一定不能忽视他们与政府权力阶层之间的那种至少是互不敌对的关系。